最初工商业的发展，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生存与发展对综合性高层管理人才的迫切需要，促进了以培养“有责任感、有道德的一流企业管理人才”为目标的商学院教育开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MBA教育批评者指出商学院教育的分析式的决策方式带来了大规模削减短期成本而不去投资支撑长期增长的技术研发；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后，批评那些所谓的YongSmart（年轻且聪明）的MBA发明的金融衍生工具，缺少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以及欧洲、亚洲和中国商学院的发展历程，从中思考，商学院应该为未来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商界人才？商学院应该用什么样的课程满足未来不确定经济环境中的企业管理者的能力诉求？甚至商学院是培养基础的商业能力还是创新能力的未来管理者？

一文读懂全球商学院MBA发展史

商学院的历史要比法学院和医学院短得多。1881年，沃顿商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人们通常认为，沃顿商学院是第一个开设商学研究生课程的学院。但是，在初始阶段，沃顿商学院的主要课程并不是商学或管理学，而是社会学。直到19世纪尾声，以商学或管理学为主要课程的商学院才相继出现。1898—1913年间，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内的至少25所大学成立了商学院。

关于商学院的目标及这些目标能否实现的争议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大多数学校领导在解释开设商学院的决定时，都谈到了崇高的目标。密歇根大学院长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哀叹人类文明对物质索取的愿望太过强烈，我们也许希望能产生一股与之相当的抗衡力量。也许在行业内部，我们可以激发出一些业界领袖的抱负……让他们来实现更新、更多的社会理想。”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更加煽情：“未来会产生一种商业哲学，这种哲学与神学、法学、医学和教育学中所蕴含的哲学一样。穿过这扇哲学的大门，理解基本原理，具备更高标准，真正的大学会引导学生做好准备，让他们有能力实现对商业这一智力活动和公共服务的追求。”

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管理应当成为大学里一门合适的研究课题。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师就强烈反对这种理念。梅尔文·科普兰教授（Melvin Copeland）于1909—1953年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他曾有过如下评论：“在许多教授和为数不少的哈佛校友看来，大学为商业管理这样不义的课程传授知识是一件掉档次的事。”著名高等教育评论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甚至曾经质疑过，哈佛在决定成立商学院后，是否还配被称作“大学”。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提到当时不同学术领域许多怀疑的声音：“把商业当作专业？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商业是人与人之间成王败寇的战争，这些人首先关注的是成为第一名，想让教授教他们准备好这场战争？简直是胡说八道！”

1. 美国商学院的发展历程

1.1 商学院的起源：工商业的发展与推动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五六十年时间里，美国企业蓬勃兴起，大量专业的企业管理人员成为当时社会的急需人才。因此，1850年后，在美国纽约、费城两地首先出现了商业学校，至1870年两地已有26家商业学校，共计5800名在校学生。

1881年是美国管理教育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出生于美国费城富商家庭的宙斯弗·沃顿通过经营伯利恒钢铁公司和美国镍公司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但由于没有儿子沿承他的家族姓氏和经商智慧，55岁的沃顿便提出了“学院式商业管理教育”的设想，用其资产的一部分捐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了沃顿商学院，其初衷是培养那些继承了前辈财富的年轻人成为国家新的商业领袖。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建于大学内的商学院。创办之初，沃顿商学院设置的是四年制的工商管理课程。

至1900年，全美商业学校已多达400家，在校学生高达11万人。然而快速发展的美国工商业，需求巨大的管理人才市场，均向美国商学院要求着更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1900年，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 at Dartmouth）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管理研究生的课程，但当时还没有冠以MBA的名称。1902年，塔克商学院授予了其第一个商务研究生的学位，采用“3+2”的课程体系，在达特茅斯学院先学3年，接着在塔克商学院学习2年，被视作MBA的雏形，它为现代MBA铺平了道路。

尽管达特茅斯学院的塔克商学院是第一个授予商学硕士学位的学校，但哈佛是第一个开设MBA课程的商学院

1908年，哈佛商学院为应对美国工业化需求，以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企业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开设了第一个MBA班级。这个班级由15名教授、80名学生组成。

此后MBA课程便势如破竹持续增长。1898年~1908年的十年间，接连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纽约等六所知名大学设置了商学院，但这一时期的商业研究生课程，仅授予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培养的是BBA而非MBA。直到1908年，哈佛大学商学院成立，并创办了为工商业服务的高级学位，招收了第一批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同年，西北大学也设置了商学院，连同上述九家，构成了美国最早设立的十所大学商学院。这十所商学院迄今仍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信誉卓著。

最初的几年里，教师自身很难认同这门课程。学校领导的关注重点是崇高的理想和学术课题，而公司老板们却催促他们提供技术层面的竞争力，教师们因此感到困扰。

伴随着沃顿、哈佛商学院的诞生，以培养“有责任感、有道德的一流企业管理人才——公司总经理”为目标的MBA教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因其适应了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生存与发展对综合性高层管理人才的迫切需要，它首先在美国获得了迅速发展，历经百年而不衰且日益趋成熟、正规化。 1915年，最早成立的三所大学商学院：哈佛、芝加哥、西北大学商学院呼吁建立规范MBA教育的组织，次年，美国商学院联合会（American Assembly of Collegiate School of Business）成立。

1928年，当时西北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曾说：“无论是谁去查阅美国商学院名录，如果期望从中获得商学院的明确定义，或是期望能找到商学院众多目标中的深刻一致性，那么他肯定要失望了。”大部分优秀商学院当时要求开设的课程仅仅是会计、法律、英文（即商务信函）以及基础经济学等。而这些实践性颇强的课程引发了一些商学院院长的抱怨，他们认为，商学院已经失去了成立之初的理想。

用1934年时任沃顿商学院院长约瑟夫·威利斯（Joseph Willis）的话说：“我们是不是太重视培养商’术’，而不太重视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国家责任感的商人呢？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公民呢？”最初几十年，商学研究生课程对学生基本没有吸引力。即便是在1939—1940学年，全美国授予的MBA学位也只有1139个，而且这已经是当时的数量之冠了。商学院教授出版的著作再怎么算也是寥寥无几。

虽然有几所商学院成立了研究所，但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要么是收集信息和统计数据，要么就是与公司签订合同，为其进行研究。（注：施拉姆斯坦福传播研究所，拉扎斯菲尔德哥伦比亚研究所，拉斯韦尔胡佛研究所，勒温密歇根大学研究所，霍夫兰耶鲁大学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产生像埃德蒙·勒尼德教授（Edmund Learned）的那些严谨的学术成果，能有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和弗里茨·罗斯里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两位管理学家发现的极具影响的“霍桑效应” （Hawthorne Effect），实在是例外。

从最早设立的十所商学院的名称来看，除沃顿、哈佛及蒙斯达克三所学院之外，其他学院全部采用商业（Commerce）学院的名称，可见当时的商学院主要以培养商业人才为目的。芝加哥及达特茅斯两所大学的商学院名称中也有行政（Administration）字样，表明商学院也培养政府行政人才。哈佛及伊利诺斯两所学校的名称首先采用了企业（Business）字样。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商学院在名称中都未使用管理（Management）字样。

最初，美国大学内增设商业课程，主要来自工商界的大力推动。所以早期的商学院也多位于当时美国各主要商业中心或其附近，如费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美有超过四十所大学设有商学院；到1930年，大学里独立的商学院已经达到一百所。

1.2 二战后商学院的高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了商学院历史的转折点。大萧条中声名受损的大型企业因为在战争中有所贡献而重新获得了声誉。随着美国与苏联经济、军事和外交竞赛的展开，商界领袖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
同时，随着美国由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时期经济，民间消费能力大量释放，电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蓬勃兴起，为企业发展带来很好的机会，进而使管理人才的需求激增。同时根据政府的《退伍军人法》（GIBill），大量退伍军人利用政府资助进入大学就读，其中许多人选择攻读商科学位课程。这些因素导致美国管理教育的规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迅速增长，不但其地位在大学里得到了认可，而且在学生数量上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
二战后的这段时期，商学教育也得到了来自全新领域的支持。这个时期的福特基金会与卡内基基金会十分重视加强管理学教育。为了能给资助项目提供指导，两家基金会都开展了由经济学家负责的研究项目，其研究对象就是美国的商学院。1959年，两份报告双双出炉。一份是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詹姆斯·豪厄尔（James Howell）为福特基金会撰写的《商业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另一份则是弗兰克·皮尔森（Frank Pierson）为卡内基基金会撰写的《美国商人教育》（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men）。

对于美国商学院的教育质量和商学院所作的研究，两份报告极富批判性。报告认为，商学院现行的标准“低得让人尴尬”。而两份报告也提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案：一是要加大研究力度，二是要开设更严谨的课程。课程应以管理学为中心，以数量方法和严格的社会学为基础。为了能达成这些目标，报告呼吁商学院尽快建立起高质量的博士生课程项目，使教师具备进行一流科研工作及教学活动的知识和技能。福特基金会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并向一些名列前茅的商学院提供了大量的资助。

在商学院以后的发展中，人们逐渐对其作为以培育企业界高层管理人才为宗旨的专业教育的定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越来越多的商学院以College of Business或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为名称。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贯穿管理教育各功能课程的知识体系应该是包括目标设定、规划、组织、执行和控制等内容的管理理论。许多大学如西北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等的商学院又改名为“管理学院”（School of Management）。

由于历史原因，许多顶尖商学院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名字。美国早期商学院教育以学士层次为主，截至1958年，在600所商学院中仅有125所提供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而这一年里，获得MBA学位的5200人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MBA这一学位名称，也是直到1961年才首次出现在美国大学商学院联合会（简称AACSB）的学位认证标准中。此后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的工商管理教育盛极一时，MBA教育成为大学财务来源的重要支柱，商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承认与尊重。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产品在国际以及国内市场上，面对自日本、欧洲，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节节败退，出现了国家贸易及预算双重赤字问题。有人指责美国工商管理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眼光短浅、金钱挂帅、缺乏领导才能，也缺少对组织的效忠精神。《哈佛商业评论》1984年发表文章称，“商学院不能令人满意的工商管理教育应对美国工商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一定的责任。”引发这次反思也有内部原因：从20世纪60~80年代攻读工商管理学位的学生人数快速增长，绝大多数商学院都没有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上进行改革和试验。这种长时间的固步自封，使美国的工商管理教育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有人认为，问题不在于工商管理教育本身，而在于一段时间内商学院膨胀太快，出现了很多不合格的学校，破坏了商学院的名誉。

与半个世纪前发表的、针对医学院教育的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不同，基金会的这两份报告并没有使实力不济的学院迅速消失。许多不值得信赖的商学院课程仍继续存在，有些甚至今天仍在。这些商学院，有的培训低级别管理职位的学生，有的则更糟糕，其实质与“文凭作坊”不相上下。与法律教育和医学教育不同，商学教育一直没能建立起硬性入学标准。这也引来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管理学也许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专业。即便是商学院的代表组织——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对商学院进行了鉴定认证工作，最低标准还是未能成功建立。

两份报告的确对50～100所左右的商学院形成了巨大影响。其中不乏一些精英商学院，比如，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商学院。同时，一些希望未来跻身精英商学院行列的地区型学院也受到了报告的影响。所有这些商学院几乎都获得了外界认可，而且每年诸如《商业周刊》这样的出版物也会对这些学院进行排名。大部分评论家在撰写有关商学院的文章时，不仅总会提到这些学院，而且也会提到它们所提供的教育。

这些顶尖商学院迫不及待地采纳了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并立刻着手提高教师质量。由于从自己的博士生项目中很难选拔出符合资质的人才，这些学院则开始从顶尖社会学学院聘请刚毕业不久的博士。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商学院中，80%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很快，其中大部分的商学院还成功地设立更为严谨的研究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成果有很多都在顶尖学术期刊上成功发表。

此后20年，改革后的商学院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商学院学生的入学数量激增。1956—1980年，MBA学位年授予量从3200个增长到了5.5万个。前几年为公司主管开设的职业中期教育还不温不火也不十分稳定，而这段时间的课程开设数量和招生人数均大幅增长。背后支撑其发展的，则是殷实校友的慷慨捐赠。越来越多的商学院通过为出手慷慨的行业巨头冠名来换取大量的资本捐赠，顶尖商学院的教学楼和教学设备，与校园中任何学院相比都不落下风。

商学院取得的成绩很快就吸引了国外观察者的注意。20世纪60年代，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所著的畅销书《美国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把美国商界的成功归功于美国顶尖商学院所培育的优质管理人才。很快，一些相似的学院开始在西欧出现。如果说，效仿是最真诚的恭维，那么当看到许多国家效仿课程竞相出现时，美国的商学院真的可以为此而得意一下了。

1.3 商学院教育的反思与持续增长

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暴风雨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还是来临了。当时，美国的企业在全球各个市场都面临着更为严酷的竞争，美国经济又深受滞涨之害。同时，在石油输出国组成的OPEC的操纵下，石油价格也在飞速增长。当时两位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海斯（Robert Hayes）和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Abernathy）共同撰写的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Managing Our Way to Economic Decline）广为人知，而这篇文章也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情绪变化。

海斯和阿伯内西不仅直指美国丧失经济竞争力这一问题，同时也批评公司过于重视用商学院所学的超然的、分析式的方式进行决策，却忽略了从实际管理经验中获得的洞见。他们认为，公司不应该鼓励削减短期成本而不去投资支撑长期增长的技术。而其他的畅销书中也不乏此类批评，比如，托马斯·彼得斯（Thomas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所著的《追求卓越——美国企业成功的秘诀》（In Search of Excellence: Lessons from America’s Best-Run Companies）就是一例。

当时，美国公司为了在市场上取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而努力恢复实力，即便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诸多问题加上一些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丑闻，动摇了人们对于公司领导能力的信心。20世纪80年代末期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以及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这些金融家的交易勾当一波未平，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出现因主管行为不端而引发的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破产事件，而随后投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投资又助推了2008年的经济衰退。

由于这些不幸的公司管理者相当一部分都是商学院毕业生，外界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对于管理学教育的意见。记者、公司管理者，甚至连商学院教授都加入谴责者的行列。商学教育在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批评。从课程教学题材，到教学方法，再到教学的重要基础——管理和商业行为理论都受到了外界的批评。

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入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这些都对工商管理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由于世界经济低迷以及就业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工商管理教育的兴趣减弱，报考工商管理本科的人数几乎回落到了1970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著名的商学院对工商管理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反思，由点到面逐步刮起了变革之风。最近一次人们对商学院的“声讨”和反思来源于最终影响了全球经济和金融走势的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六年时间里，民众对华尔街的忿恨难平，声讨华尔街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而构成华尔街精英主体的美国顶尖商学院毕业生无疑成为了“声讨”的主要焦点。

评论人、观察家甚至是编剧和导演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商学院毕业生在职业伦理、社会责任感甚至是道德良知方面的缺失，更有人提出“如果没有那些所谓的YongSmart（年轻且聪明）的MBA发明的金融衍生工具，现在的世界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如今，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变革仍在继续，有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仍在探索中，例如：商学院应建立什么样的机制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商学院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来融入瞬息万变的环境？商学院如何招募到世界一流师资？如何吸引最有潜力的学生等等。总之，美国的工商管理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培养机制和模式。

2. 课程体系与教学中的问题

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报告问世后，顶尖商学院对于学生应学习的基础课程就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其核心内容共包含8项课程：金融会计学、金融学、微观经济学、战略学、组织行为学、运筹学、市场营销学、决策学或统计学等。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这些课程都是必修课或是强烈建议学生学习的课程。以上这些课程主要都是第一学年的学习内容，到了第二学年，学习内容则完全不同。

通常，第二学年商学院会允许学生选择大量的课程，这些课程绝大多数都是以学科为基础的选修课，而且往往与授课人的研究兴趣有很紧密的联系。另外，第二学年的条理不会像第一学年那样明晰，学生的课上作业也没有上一学年多。这是因为在第二学年中，如果学生还没找到工作的话，那么他们的主要精力都会放在找份好工作上。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参加招聘面试，也会飞往全国各地去拜访未来的雇主（注：美国顶尖商学院从研究生培养开始）。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商学教育，都要承认商学院的教育不落伍。只要粗略地看一眼商学院课程表，你就会发现，教师会很快地把公司中正在出现的问题囊括进来。国际商务课所能提供给学生的东西很多，而创业课上教师能教的东西也不少。当然，并不是所有新课程都是如此。毕竟，在课程设置中占一席之地是一回事，成为课程中讨论的“重要”案例主题，从而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则是另外一回事。商学教育的内容现在饱受争议，而商界人士所表达的忧虑也引发了人们对商学教育内容的反思。

一些批评则涉及工商管理硕士进行正确决策的能力，公司行政人员常抱怨商学院学生思路不够清晰。他们认为，这些学生缺乏适应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能力，缺乏对政治力量和监管力量的把握能力，对公司所面临伦理问题的敏感性也不足。这些公司主管在怀疑，现在这种形式的商学教育是不是在实用价值上与为期两年的商学教育名不副实。乍看之下，这种质疑不免有些牵强。毕竟有超过95%的商学院应届毕业生表示，他们愿意“向其他人推荐商学院”。
一项25年前的调查显示，81%的公司CEO认为，商学院“非常棒”或“很棒”。为职业中期经理人开设的管理培训课程颇有人气则更能说明问题：如果公司认为这些管理学教师教授的知识无用，为什么它们还要送管理者去上这么昂贵的课程呢？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自有他们的道理：像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这样大公司的成功CEO大部分根本没去过商学院。而尽管过去几十年间商学院的入学人数飞速增长，学生对商学院的评价似乎也不错，但这些迹象与商学院的教学质量并没有太大关系。

实际上，进入顶尖商学院以及能在商学院中所接触到的人都是学生们找到一份好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筹码。同样，公司招聘人员所重视的并不是商学院所传授的知识，而是这些商学院可以为公司带来更聪明、更有抱负的人才。毕竟，越来越多的公司为商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提供工作合同时并不关心他们的成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解释这一现象呢？
咨询公司的工作非常适合商学院所授内容，但即便是咨询公司，他们也会定期从法学院、公共政策学院甚至医学院这样的专业学院中大量雇用其他专业的聪明学生。投行、私募公司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也是如此。这些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因为未接受管理学培训而受到不利影响。麦肯锡咨询公司中的非MBA学生开始接触客户前只接受了简单的岗前培训，即便如此，那些最终留在公司的员工表现得并不比商学院学生要差。
针对商学院教育价值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种争论对于商学院招生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但其中肯定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原因。许多大公司提供的内部培训课程为这些公司的主管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很明显，一些金融组织以及一些咨询公司并不鼓励本公司刚毕业的学生用两年的时间换取MBA学历。他们相信，对于那些刚毕业的、有能力的学生来说，在公司里工作给他们带来的发展不会比在商学院学习要差，甚至有可能会更好。

至少在2007—2008年的经济衰退来临之前，顶尖商学院的学生有40%～60%就职于金融机构或咨询机构，因此，公司的这种选择的确威胁到了商学院。商学院并不会为外界对于自己“产品”所具价值的不断批评而放弃“生产”，也不会因此关门，它们也不是唯一遭受此类问题困扰的专业学院。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接受过医学院教育的人为你实施手术的样子，也很难想象不靠法学院学生去完成收购的情景。但是，中小学教师即便是没有接受过教育学院的教育，也会干得非常不错，政府高级官员中出身公共政策学院的人员比例也不高。商学院能有效地吸引对管理感兴趣的年轻人，并且能给他们较高的地位，这种实用功能无论对雇主还是申请入学的求学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但商学院所教授的内容并非是关键。

而人们对于MBA毕业生价值所持的怀疑，以及公司管理者对MBA毕业生的抱怨都让商学院的院长们大为惊恐，他们也的确应该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学院教育目前出现的大部分问题是当时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报告中始料未及的，而这些基金会在帮助商学院进行改革时，也并不希望引发此类问题。商学院得到了两个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做出了提高研究水平的诸多努力，它所采取的措施是大量聘用社会学博士。而正是它所做出的这些努力使其偏离了原来的预设轨道。

这是由于商学院与法学院及医学院形成了鲜明对比，大部分管理学教授对于他们所教授的这门学问几乎没受过什么训练，也缺乏实际经验。在医学院，基础科学研究者基本无须照顾病患，也很少有人要求他们去教授关于诊断和治疗的内容。不仅如此，法学院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是法学院毕业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做过法官的书记员，许多人也有几年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验。与此形成对比，在顶尖商学院中，除少数被聘为名誉讲师的顶级前高管外，大部分的教授并没有接受过公司管理培训。他们对于管理学的研究是从备课教学时才开始的。他们的实际知识可能是通过为公司咨询的经验中获得的，也可能是通过对于公司和公司管理者的实验性观察研究而获得的。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研究与日常的管理工作关联不大，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是理论性问题或是总体数据分析，他们发表文章的目标读者也通常并不是公司主管，而是像他们一样的学者。所以，难怪许多管理者发现，那些教授的文章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商学院教授具备的学术背景，以及缺乏实际管理经验的实际情况影响了他们在课堂教学中的重点。虽然课程涵盖范围颇广，但是顶尖商学院的课程在多数情况下几乎都与严谨并带有定量分析的材料有关。对于像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学、谈判学这样的软技巧，只有不到1/3的顶尖商学院要求进行授课。

而学生学习的重点在于理论、分析和决策，至于怎样执行决策，怎样使决策发挥作用则并不是重点。这样看来，许多顶尖商学院的毕业生在金融公司或咨询公司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些领域的核心是分析，执行则远没有分析重要。然而，这并不是说MBA毕业生绝对不会成为制造企业或零售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成为高管通常并不归功于在商学院所学到的知识，而要归功于他们的天赋以及毕业后获得的后天经验。

商学院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又一次与福特基金会及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有着深层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强调使用经济学，这使得经济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建立不受价值观影响的严谨“科学”方面，经济学成为了人们眼中最为成功的学科之一。在福特基金会及卡内基基金会发布报告时，一些富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仍然在对那些商学院进行描述性分析。但渐渐地，这种分析方式开始让位于高度抽象、复杂的理论研究以及建模。后一种研究方式则产生了如关于有效市场假说和代理人理论这样的论文。这些理念对商学院的教授极具吸引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理论为影响公司行为的问题作出了清晰、合理的解答。
根据这些理论，公司本质上是契约关系组成的网络。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是股东与CEO之间的关系，即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CEO应该是理性、自私的个体，他们的利益不一定与委托人及股东的利益一致。由于CEO是自主的，他们对于外部利益、员工及周围环境需求的关注可能会超过对于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关注，从而无法满足股东需求。因此，投资人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建立有力的激励机制，使CEO的行为与投资者的盈利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在研究代理人理论的理论家看来，如果要完美地达成这一目标，CEO应该获得大量的认购股，他们所获的薪酬就会与股票价值的增长形成直接关联。这种逻辑对公司受托人、CEO和商学院教授都极具吸引力。于是，董事会开始向CEO提供大量认购股，高管则因此获得了大量资金。同时，学生也开始把“股东利益最大化”看作管理者的首要目标，把认购股作为“激励”公司高管为股东尽力工作的最好方式。
只要反思就会发现，这些理论忽略了很多非常容易发现的问题。通过提供大量激励来完成目标会引诱主管去做假账，操纵薪酬委员会。这是因为如果合法的商业决定没能取得他们希望的结果，他们就会采用不光彩的策略。多数情况下，认购股所建立的激励机制会鼓励主管注重短期回报或是草率地承担一些风险。正是此类风险助推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
重视股东利益最大化也为商学院教育带来了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影响。这种侧重否定了公司领导人考虑员工利益、地方社区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的责任。除非公司领导人综合考虑上述利益会为股东带来长远利益，他们才会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人们通常认为，员工、社区、社会受到了市场力量的有力保护，而市场也有恰当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所以CEO不需要特地关注他们。这种有关公司主管角色的理念为商学院带来了麻烦的问题。
接纳这种理论的学院难道能把公司管理者教育成有极高道德准则、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人吗？道德和责任不正是商学院使命宣言的内容吗？根据代理人理论，高管与“企业政治家”大相径庭，他们是不可靠的股东利益看管人。要想让他们守规矩，就要提供大量的资金奖励。
有些人认为，对代理人理论的强调影响了伦理学的效果，但商学和伦理学却并非不可调和。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可以有充足理由相信，遵循严格的伦理标准会提升道德底线。但伦理学在研究代理人理论的学者的作品中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因为他们会很容易认为道德考量并不那么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伦理学、企业责任学这些课程的教师很难融入商学院的文化。商学院文化强调的理论和技能更为精准，性质似乎也更为严格，其所使用的模型和数量方法总能产生明确的结果。目前，顶尖的50所商学院中要求学生上伦理学课的还不足半数。根据还没有开设此类课程的商学院院长的说法，学生们抱怨伦理学课程太“务虚”，没有微观经济学、金融学的课程实际。

3. 从美国到全球

3.1 欧洲商学院的发展

欧洲工商管理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阻碍，早期许多欧洲国家不允许社会集资的大学创办“职业化”商务课程。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企业大举进入欧洲，对欧洲各国的企业界和教育界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为了与美国企业竞争，培养现代企业家的商学院也如雨后春笋在欧洲各国纷纷建立起来。欧洲第一所商学院是欧洲商业管理学院（INSEAD），于1957年由两位在哈佛商学院供职的法国教授发起，由巴黎工商联的实业家出资创立于巴黎。学院的宗旨是对欧洲的管理人员进行现代化的教育，培养国际化的高级管理人员，以促进欧洲的管理与经济一体化。随着教程的不断成熟，INSEAD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向全球招生，并在短短的几年里，创下良好的国际声誉。在法国，许多一流公司的总裁或执行董事都参加过INSEAD的速成教育。

INSEAD商学院将国际化作为学院发展和改革的方向。学院要求MBA具有激烈的国际开放意识，掌握三门语言，力争培养学员处理多元化差异情景的能力。因此，INSEAD为学员提供去一些欧洲国家企业实习的机会，让学员适应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培养学员处理跨国业务的能力。同时，为了培养国际开放型人才，INSEAD采取许多具有国际内容的教学课程，增加全球性的内容和问题分析，引进世界科技的先进成果，保持并增强学员对于国际知识研究的专业项目的注意力。INSEAD商学院是欧洲MBA教育的中心，欧洲自此成为全球第二个管理教育重镇。

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由于英国政府有意建立“商业教学与研究的卓越中心”，从而促成了伦敦商学院（LBS）和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MBS）在1965年创建。在这半个世纪里，它们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我，不仅迅速地成为欧洲MBA教育研究中心，而且跻身于全球十大商学院行列。美国《时代》杂志也曾报导这两所学校，并把他们作为欧洲MBA教育的成功典范之一。伦敦商学院是伦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院，坐落在伦敦市，只有研究生课程。这所学院的教授来自20多个国家，每年都吸引着本国之外7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学生，并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建立了24500个校友会。LBS是欧洲金融思想的发源地，也一直是欧洲各大银行招聘雇员的首选学校。

曼彻斯特商学院工商管理教育成功的关键，是与工商业保持密切合作。为了加强与公司合作并鼓励学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MBS与许多一流的企业，如福特、Halifax等均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企业通过赞助或奖学金资助一些学员，让学员为他们讨论解决公司的实际管理课题，并将其制订的管理计划付诸实践。MBS对生源要求很高，这也是许多声誉良好的组织团体与其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原因。

要被其录取，学员必须有很高的智商，能够掌握复杂的工作技能，而且MBS要求学员能够自我管理，以驾驭自己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些都符合企业高级管理人才的要求。事实上，MBS的很多学员在入校之前就已是公司或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公司认为这些管理人员通过在MBS的学习，能够真正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因此资助他们来MBS进修。据调查，大约80%的在职MBA学员和25%的全日制MBA学员是由公司资助来学习的。同时，在师资力量方面，虽然MBS的教授都有商务和管理经验，但MBS还是鼓励他们花相当的时间去一些公司与其高层管理者相互交流。另外，MBS有一半以上的管理成员是优秀的工商管理者，他们同时也在一流的公司里身兼要职。这样，当教学研究深入到有关工商业的实际事物时，可以保证教授讲解、指导的中肯性和典型性。

事实上，在1965年以前，英国尚没有一所正式的商学院，而到了21世纪初，英国商学院数量已达到120余所。1961年，英国的专家学者还自信地断言“管理学还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学学科”，而到了2011年，英国高校八分之一的本科生、五分之一的研究生、四分之一的留学生就读于商学院。英国商科高等教育每年为英国经济带来大约95亿英镑的贡献。在英国总体上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领域，没有哪个学科能够像商科和管理学科这般发展迅速

3.2 亚洲商学院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各国和各地区都充分认识到经济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人才，都非常重视制定和完善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统治下后独立的国家，如新加坡规定“必须由本国的经济和企业管理人才来接替过去由外国人所管理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因此对管理教育的需求更为迫切。于是，196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将1965年成立的工商管理系及会计系合并成立了会计与工商管理学院。198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大学合并，该院师资得到扩充。1983年，教师队伍重组，该院分而形成两个学院：会计学院和管理学院。1987年，会计学院合并到南洋理工大学，于是管理学院正式更名为“工商管理学院”。发展至今，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已有来自20个国家的160名专职教授，这些教授多在一流的学府取得博士学位，多数还兼任跨国企业的顾问和培训讲师。
学院出版的学术刊物如《亚太管理》期刊、《亚洲案例研究》期刊、《亚洲营销》期刊，也在亚太地区赢得好评。国大管理学院的MBA课程开始于1970年，当时是非全日制课程，1980年开始颁授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5年开设一年半的全日制MBA课程，1994年增设中文课程。2003年该学院获得了AACSB国际认证，由美国和亚洲商学院院长组成的AACSB审核组从研究、教学、学生素质、入学程序、学生服务、校友支持、企业联系、基础设施以及在亚洲和世界的名望几方面对商学院的整体素质进行评估。亚太地区仅有7家商学院通过该认证，这种最具公信力的认证意味着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已经达到了世界级商学院发展的最高水平。

泰国国立朱拉隆功大学Sasin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前身是朱拉隆功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1982年，朱拉隆功大学校董会为适应高等教育革新的需要，正式批准成立一个独立的工商管理研究生院。这个学院是朱拉隆大学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学院、沃顿商学院合作的成果，1987年12月5日泰王国国王60岁寿诞时，赐名该研究生院为Sasin研究生院。Sasin研究生院发展迄今，已经达到了创立者最初的设想“教育学院的最高宗旨在于培养人的美德”。

历史上曾受美国影响巨大的菲律宾，在20世纪60年代也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接受管理教育，随后转向国内自己培养。最初是以半脱产的在职学员为主，但很多的年轻企业家倡导在亚洲地区设立为亚洲人服务的专门培养企业家和管理者的管理学院。因此，1968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和菲律宾财界支援，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的指导下，亚洲管理学院（AIM）成立了，其以亚洲地区总体为对象，特别强调亚洲管理风格和战略，在亚洲地区来说具有很强的品牌效应。

同样受美国影响较深的还有日本的管理教育。虽然，日本积极引进美国开发研究的经营管理理论、经营方法以及崭新的管理创意等，也非常重视美国的MBA教育。但日本企业已经习惯于招聘丝毫不懂管理、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企业后再进行内部教育培训，以此来培养符合本企业文化的人才。因此，管理课程在日本发展缓慢。直到1978年，在哈佛的帮助下，庆应大学创办了两年制的MBA班，最为接近美式教育，其强调国际化、集体学习及理论的实际应用。

3.3 中国商学院的发展

作为亚洲的商业中心，香港大学商学院的MBA课程开始于1976年，为三年非全日制课程，其教学方法以案例分析为主，以小课堂上课和讲座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香港开展了管理者教育计划，于199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全日制MBA课程。为了营造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制定了与英、美、加拿大等九所大学交换留学生的制度。香港中文大学全日制MBA课程的最大特点，是与中国内地具有密切的关系，近750名毕业生基本上都从事与中国内地有关的商贸管理工作。

早在1881年就已经萌芽的美国管理教育，直到二战后才真正迎来黄金时期，一百三十余年间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才达到今天的水平。而欧洲的管理教育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为与大举进入欧洲的美国企业竞争、培养本土企业家才快速发展起来的。

与美国、欧洲、香港等商业教育非常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现代商学院虽然仅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却浓缩了先行者百年的波折，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从整体水平上来说，国内商学院仍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教师水平不高、生源质量较差、商学院管理效率较低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商科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早在清光绪年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就将大学教育分为经学、政治学、医学、文学、格致学、农科、工科、商科。民国初年的《大学令》中，规定商科为七大学科之一，即文、理、农、工、商、医、法。到1948年，商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1.4%。七大学科的设置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全盘“苏化”，为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呼应，商科改成“财经类”，人才需求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迅速下降，高等商科教育也急剧跌落。尤其是“文革时期”，高等商科教育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全国18所财经院校只剩两所。1970年，全国仅有财经类本科生90人，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0.2%。值得注意的是，文科类院校或专业的命运，几乎与此相差无几。

直到改革开放后，由于经营管理活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久违了的“商科”才被人们重新认识。1979年国内终于恢复了高等财经教育。到1996年，全国普通高校中有63%设立了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专业，专业种数40种，专业点3161个，在校生数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15.3%。与此同时，为了培养大批经管类人才、以适应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1983年，邓小平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讨论了合作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意向，MBA教育理念由此萌芽。1984年起，原国家经委与美国、欧共体、英国等陆续联合举办国际合作工商管理培训和MBA教育项目，其中就包括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中欧管理中心，以及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管理学院联合开办的MBA教育，成为中国MBA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它的学制三年，第一年强化英语，第二年，第三年专学MBA课程。因为当时中国尚未有MBA学位，所以毕业授予美方学位。

1988年以经济管理闻名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尝试MBA教育。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便与加拿大著名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合作，对教师进行MBA师资培训，以筹办MBA。1988年至1989年间，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培养中国式MBA研究小组”，并于1990年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在中国开展设置和试办MBA学位工作，即后来的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袁宝华担任委员会主任。在此基础上，于1991年正式招收MBA研究生，并确定第一批MBA试点院校，共有九所：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9所院校成为首批招收和培养MBA的试点单位。1994年，又批准17所高校试办MBA教育。2003年3月1日，国务院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这是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法规。这一年，国内独立建制的财经类院校已达到68所（含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一大批在综合性大学及其他科类大学中设立的商科专业、院系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对于MBA教育来说，1997年是个分水岭。在1997年设立全国联考之前，国内仅允许26所院校开设MBA，招生规模不过千人。在中国商学院的教育体系中，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体，MBA基本上处在一个探索者、补充者的地位，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然而从1997年开始，至2011年的十四年时间里，国务院分八批次授予了212所院校的MBA招生资格，至此全国共有237所院校获批开展MBA教学任务，MBA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商学院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数字也说明了商科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中规模最大的科类之一。

2008年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主持召开由屠光绍副市长、沈晓明副市长及各委办局有关领导参加的 市府专题会议，进一步听取上海交通大学筹建金融学院的汇报。市领导对金融学院的体制、目标、定位、途径、投入、步骤等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国际化模式，开放办学，并同意交大走出第一步，启动金融学院的建设工作。

2008年9月，在安泰经管学院的大力支持下，金融学院第一期54名金融MBA学员进入学院，按全新的课程设计进行教学活动，并聘请国际名校师资授课。

2008年11月5日，上海市“二委一局”（市发改委、市教委、市财政局）向市政府提交了《关于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院筹建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市政府主要领导圈阅同意。报告明确市政府将在首期六年内，由市财政拨款3.2亿元人民币，支持金融学院按国际一流学院模式办学。

2009年4月19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按照国际一流商学院模式成立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英文名称为 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SAIF)。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上海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副市长沈晓明，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司司长陈维嘉，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等领导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时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国家教育部分别发来贺信表示祝贺。韩正书记和马德秀书记为学院揭牌，屠光绍副市长为王江教授和学院特聘教授颁发聘 书。来自政界、业界、学界、媒体等领域的200余位领导和嘉宾出席了揭牌仪式。

2009年9月19日，学院举办了自揭牌以来的首次开学典礼。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出席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来自业 界、学界的嘉宾、学院教师代表、65名MBA新生和34名金融学硕士新生出席了开学典礼。典礼上还举行了首批学生职业导师的聘任仪式

高金于 2012 年和 2015 年先后进驻北京和深圳，成为了全国首个进行三地办学的MBA院校。